本研究以56所獲評為高水平高職院校的申報書文本為研究對象，使用QSR Nvivo 11.0文本分析軟件和SPSS 21.0 統計軟件進行詞匯和數據的挖掘，對數據文本以及話語內容進行分析，以此呈現高水平高職院校的樣態特征，揭示其發展路向，以期為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提供借鑒參考。本研究的思路及技術路線如圖1所示。
以國家統計局2019年經濟普查的區域劃分方法為依據將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
表1所示，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區域分布不平衡性極其顯著，東部地區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占有絕對優勢。數量上看，東部地區高水平高職院校共有32所，占比57.14%。其次是西部地區共有高水平高職院校15所，占比26.79%。從質量上看，A檔和B檔高水平高職院校均以東部地區為主，都占比該層次的80%。而C檔高水平高職院校以西部地區為主力，占比42.31%，其次仍然是東部地區，占比30.77%。
高水平高職院校共有56所，涵蓋了29個省（市、自治區）。運用SPSS 21.0軟件對總數進行統計，29個省域的高水平高職院校平均數為1.81，標準差為1.70，有20個省域高水平高職院校數量未達到平均數，且省域間高水平高職院校總數離散程度較大。統計顯示，即使在同一區域內，各省域的高水平高職院校數量分布也極不平衡（圖2）。
東部地區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北京5個省域，江蘇省高水平高職院校數量位居全國榜首。中部地區主要集中在湖南。西部地區主要集中在陜西和重慶。黑龍江、遼寧、吉林、安徽、河北、山西、寧夏等20個省域的高水平高職院校僅有1所，而青海和西藏沒有獲評高水平高職院校。
鑒于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均是公辦院校，且均是國家示范（骨干）校，本研究依據舉辦單位將高職院校分為省級政府高職院校、地市級政府高職院校、行業高職院校與企業高職院校4種類型。其中行業高職院校是指地方政府與教育部之外的其他部委或行業部門共同舉辦的高職院校，例如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新疆農業職業技術學院。企業高職院校是指由企業或集團公司舉辦及管理的高職院校，例如天津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具體分布見表2所示。
在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中，由省級政府舉辦的共有36所，占比64.29%。由地市級政府舉辦的共有15所占比26.79%。由行業和企業舉辦的高職院校較少，分別有4所和1所，占比7.14%和1.78%。其中有2所行業舉辦的高職院校被評為A檔高水平院校。綜上可見，省級政府舉辦的高職院校是推動我國高職教育質量發展改革的主力軍。
從經費規模、在校生規模、師資規模和專業規模對高水平高職院校進行分析。
高職院校是經費投入需求極大的高等教育機構，經費規模對高職院校發展至關重要。
表3所示，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固定資產總值平均為112995.71萬元，省生均財政撥款平均為1.74萬元，學校生均財政撥款高于省生均撥款，平均為2.32萬元。學校生均財政撥款主要來源于高職院校獲得的行業企業支持收入以及技能培訓、技術服務等學校自籌收入。整體來看，B檔院校的平均固定資產總值高于A檔院校，而C檔院校的經費規模均未達到56所院校的平均值。
從在校生規模看，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平均全日制學歷在校生人數為12846人，A檔高職院校平均人數明顯高于B檔和C檔高職院校。具體到在校生的生源結構規模上（表4）——以普通高中為起點的生源最多，平均為10590人；其次是以中職為起點的生源，平均為2169人；五年制高職后兩年的生源和僅占極少數，平均有130人——普通高中畢業生是高水平高職院校的主力生源，幾乎是中職畢業生的5倍。
從師資規模來看，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平均生師比為14.56，平均雙師素質專任教師占比達到了78.93%，平均兼職教師占比為44.15%。整體來看，師資隊伍的數量與結構都較為合理。具體分析，A檔高職院校的生師比值要小于B檔和C檔院校，雙師素質專任教師占比高于B檔和C檔高職院校，說明A檔高職院校師資隊伍的數量與結構更為優異。而從兼職教師占比來看，B檔高職院校要高于A檔和C檔高職院校（表5）。
從專業規模來看，2016—2019年4年中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平均全日制招生專業數為44個。A檔院校平均專業規模最大，有50個專業。B檔和C檔院校分別有44個和42個招生專業。具體到各高職院校，可以采用極值數據更好地判斷院校間的差異。蕪湖職業技術學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和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近4年平均招生專業數最多，分別有75個、74個和73個專業。而天津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北京財貿職業學院近4年平均招生專業數量最少，分別有18個和20個專業（表6）。
對申報文本進行詞頻統計分析，采用詞匯云的形式可以直觀地呈現出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目標。如圖3所示，發展、水平、技術、服務、教育、建設、中國是建設目標的高頻詞，出現次數均超過200次。
為深入分析其發展目標，首先采用自由編碼形式將目標內容進行編碼，形成多個節點；再借用歸納法，不斷比較節點內容，將相似節點連接在一起形成主軸編碼。研究發現，以提質增能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是高水平高職院校未來的建設目標（表7），具體可以歸為三點：其一，升級高職發展新水平；其二，服務戰略區域新發展；其三，樹立中國特色強品牌。
高水平高職院校都以升級發展水平為根本目標，聚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重點任務，試圖通過轉變辦學模式、完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創新體制機制、加強保障和提高治理水平來提高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注重在時代轉型背景下，為以“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鄉村振興”“互聯網+”為代表的國家發展和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協同發展”“東北振興”“西部經濟發展”為代表的區域發展而服務。以此實現職業教育與國家發展同頻，與區域產業共振。通過國際化辦學與標準輸出，既“引進來”又“走出去”，不斷提升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水平，打造中國特色的高職品牌，建成引領改革、支撐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先進的高職院校。
按單詞相似性對56個申報文本進行聚類分析，發現申報書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部分申報書的Pearson相關系數接近甚至大于0.8（表8）。
究其原因，申報書重點任務與舉措可以分為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兩個部分。規定動作均是從“一加強，四打造，五提升”，即從“加強黨的建設”“打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打造技術技能創新服平臺”“打造高水平專業群”“打造高水平雙師隊伍”“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升服務發展水平”“提升治理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提升國際化水平”十個方面進行陳述。自選動作就是少數院校提出的特色建設舉措，包含了文明實踐中心建設、大思政教育體系、孤殘疾學生培養項目、青少年職業體驗等。因此，可以將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建設舉措為總結為 “10+X”。對建設舉措進行文本編碼分析可以清晰地找出各種舉措的發力點，。
1.常規舉措
（1）一加強。加強黨的建設是高職院校凝聚立德樹人、新時代文明實踐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加強黨的建設要在“聚核守正”的基礎上實現“強基鑄魂”，即在強化黨的政治領導和堅持政治方向的基礎上，改革思政課程，實施“三全育人”，并不斷提高基層黨組織能力，為建設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2）四打造。打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培養產業所需的復合型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是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舉措的根本所在。根據文本內容分析，主要有以下三個著力點：
首先，將新時代背景下的思政教育、勞動教育與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養體系是夯實人才培養高地構筑的根基；以課程思政為抓手將德智體美勞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樹立學生以勞為美、以勞為榮的價值觀，培養學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其次，推動“1+X”試點，百萬擴招背景下的分類培養、靈活學制、彈性學時等培養模式的改革；實現專業對接產業、課程內容對接崗位，深化課程體系建設與“三教”改革。
再次，深化產教融合與創新創業教育，服務全體學生多元成長成才。
打造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是高職院校對接科技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需求，彌補高職科技創新短板，提升技術技能服務能力的內在要求。打造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以體制突破為抓手，校政研企（學校、政府、科研機構、企業）聯合構建，使教育與產業、技研與教學形成合力。具體以建設三類平臺為主要載體——技術服務中心主要面向中小微企業開展產品升級、生產運營及組織管理等服務；技術應用研發中心多以大學和科研機構聯合搭建，進行基礎應用研究、技術創新攻關與技術成果轉化；創新實踐基地則是實現服務創新性、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培訓的功能。
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首先以加強師德師風建設為第一要義，實現人才引育與管理的協同發展。實施“引培聘組”計劃打造教師隊伍：“引”就是引進院士、行業領軍人才、專業帶頭人以及境外專業教師；“培”就是通過教師分類分段輪訓培養以及建設教師發展中心等方式持續推動教師全周期成長；“聘”就是實施“兼職教師人才庫計劃”，聘請企業技術骨干、能工巧匠做兼職教師；“組”就是組建教學創新團隊及科技創新團隊。與此同時，推進教師定崗定責、分類管理的評價機制和薪酬分配機制。深化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實現科學管理，精準用才。
打造高水平專業群即面向區域主導產業、優勢特色產業、戰略性產業以及新興產業，基于產業鏈——人才鏈——教育鏈的邏輯，按照職業崗位相繼、技術領域相近、專業基礎相通、教學資源相融的思路構建專業群，推動產教深度融合，聯合制定專業標準及課程體系。建立“政行企校”四方協同的專業群建設機制，通過人工智能等分析手段持續推進質量診改，實施質量年報制度，完善專業動態調整機制，促進專業群高效優質可持續發展。
（3）五提升。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是職業院校永恒的話題。從文本內容分析來看，實體化運作職教集團、與企業共建特色產業學院、推廣現代學徒制、校企共建實訓基地（實訓中心）、建設混合所有制學院、共建教師實踐中心（大師工作室）、擴大訂單班培養規模均是構建校企合作命運共同體、提升校企合作水平的載體。合作路徑的拓寬、內涵的深化、規模的擴大、層次的提升是高水平高職院校不斷追尋的目標。
提升服務發展水平主要從六個服務對象進行切入，即服務國家戰略與區域經濟、服務行業企業、服務職業教育東西協作與脫貧攻堅、服務市民百姓、服務民間技藝的傳承與創新、服務成人的技能培訓。首先，前兩者是職業教育一以貫之的根本職能，而根據文本內容分析發現，當前高水平高職院校為積極響應高職擴招政策，把服務退伍軍人、下崗職工和農民工等成人群體的技能培訓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是加大與中西部區的對口支援力度。通過援建學院、開發師資培訓項目、擴大貧困學生接收規模及學費減免等幫扶行動，帶動中西部院校創新發展的同時實現精準扶貧。第三，更加強調對社區及市民百姓的服務功能，通過建設職業體驗基地、科普基地、社區教育基地、康養服務中心等平臺對“老中少”開展養身養心、職業素養和健康體驗活動。融合拓展社區教育與終身學習，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第四，強調通過將民族傳統工藝融入課程、引入非遺大師、建設技藝傳承與推廣平臺實現對民間技藝的推廣、傳承、創新與發展，彰顯了高水平高職院校對傳統文化振興的擔當。
提升治理水平就是以《章程》為統領，創建多元共治與開放治理新局面，推進“放管服改革”和院校二級管理，實行大數據診改與第三方評價，全面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水平。《章程》是高水平高職院校制度體系的核心，是其他一切分類別、分層次的制度體系框架建設的基礎。多元共治即實現咨詢決策、監督審議、教育教學、科研學術、專業群建設、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協同治理。吸納行業企業以及社區等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由封閉治理走向開放治理。推進院校二級管理是管理權力下移、院校科層式管理向分布式管理轉變。通過擴大二級學院的人事、財務等自主權，完善目標管理、績效考核以及考核結果運用，以此激發內部辦學活力，讓“能聽得到炮聲的人”擁有更多的指揮權。大數據診改是“互聯網+”的現代化治理模式。高水平高職院校以大數據平臺為基礎，推廣診改試點經驗，引入第三方評價機構，實現學校、專業、課程、教師、學生五個層面的動態監控與持續改進。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大數據的教育決策分析模型，推動決策模式從經驗決策轉變為科學決策。
提升信息化水平主要以建設智慧校園、推動“教學革命”和提升師生信息化水平為抓手。建設智慧校園就是以5G技術、MR/AR/VR技術和云技術改造或升級信息化基礎設施，打通涵蓋學工、人事、財務、科研、后勤和保衛等業務系統的開放共享的公共數據平臺，消除信息孤島，構建智慧教學環境。通過建設虛擬工廠、仿真實訓中心、教學資源庫、在線課程，推進數字教學資源共建共享，實現傳統專業與教學模式的改造，打造自主、個性、泛在的學習模式，推動“教學革命”，形成“互聯網+”教與學的新生態。信息化建設與應用最終一定要以教學主體的信息化水平提升為落腳點。為此，要健全師生信息素養培養體系，提升全體師生的信息意識、信息知識、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水平，真正建成《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高職標桿校。
提升國際化水平即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以承辦國際性職業技能大賽、建立職業教育國際交往中心為載體，綜合提升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水平。根據文本內容分析，一方面，高水平高職院校引進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辦學理念、優質教育資源、國際標準與國際權威證書；另一方面，通過合作辦學、聯合培養、聯合開發與制定標準、教師與管理隊伍海外進修以及援助“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開展職業教育項目、打造魯班工坊、對“走出去”中資企業海外員工進行培訓等手段全方面走出去。另外，通過承辦國際性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和建立職業教育國際交往中心，加強與海外國家的技術交流與人文交流，深化職業院校國際化內涵，提升中國特色高職模式的國際影響力。
2.特色舉措
在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中，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等17所院校除以上十項常規舉措外還提出了特色建設舉措，充分彰顯了高職院校的實踐智慧，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職教智庫建設和高職文化建設。
通過以上對56份申報文本的計量分析與內容分析發現：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黨的領導下的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建設藍圖初步形成；高水平專業群緊貼產業布局，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不斷創新；信息技術支持的教育、教學與治理創新模式不斷涌現；教師隊伍注重師德，引培結合與分類管理的發展機制初步形成；校企合作的載體與實踐不斷多樣深化；高職院校的服務能力逐步拓展；國際化影響力初顯。但在建設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均衡、重“硬件”輕“軟件”、整體上學校主動性實踐探索不強等問題。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議，以期為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建設提供借鑒參考。
無論是獲評的數量還是質量，東部地區均呈現出“一家獨大”的局面，馬太效應顯著。東部地區以江蘇、浙江、廣東為代表的省份擁有絕對多數的高水平高職院校，這表明高職院校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中約有九成是由省級政府或地市級政府舉辦的，因此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也走在全國前列。教育與經濟具有交互性。教育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教育也依附于社會再生產，包括對社會生產關系、政治關系的再生產。經濟領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必然會投射在教育領域。這一點在職業教育領域尤為明顯。但研究同時顯示，高水平高職院校的獲評率還與省域高職院校密集度有關。例如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陜西，這些省份申報數量本身就相對較多，獲評率也相對較大。然而東部地區獲評能力的“馬太效應”不可忽視。如何規避東部一些省份有多所高水平高職院校而中西部多數省份僅有一所甚至沒有的兩極分化問題，如何更好地體現中國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區域特色多樣性，值得下一輪“雙高計劃”的評選予以重視。
內涵式發展是職業教育發展長久的主題，更是當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已有多年的歷史，盡管外延式發展還存在一定的空間，但主要任務已經轉變為實現內涵式發展。這一點從高水平職業院校的建設目標已經得以顯現。高等職業教育的內涵式發展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來解釋。
本研究僅以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建設舉措為切入點，從微觀視角看高職院校的內涵發展的著力點。微觀層面的內涵式發展是指高職院校以提高人才培養水平和質量為目的，采取加強人才培養能力、優化人才培養環境，改善人才培養條件，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等一系列舉措并產生一定的效果。研究顯示，高職院校內涵式發展目前仍聚焦在“硬件建設”階段。通過計算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經費投入計劃的比重發現，專業群建設、信息化建設、創新服務平臺建設是排名前三的舉措，分別占經費計劃的47.46%、9.86%、9.65%，明顯大于人才培養高地建設（8.99%）和師資隊伍建設（6.72%）的投入。
實際上，我國“十一五”期間就提出了內涵式發展，經過三批示范校和三批骨干校長達十年的一個完整周期的建設，200所示范（骨干）校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項目建設經驗。為了支持示范高職院校的優勢特色專業建設，國家投入了大量財力圍繞專業建設配備了先進的教學儀器設備、完善的專業實訓基地，建立了豐富的專業教學資源庫，開發了大批課程與教材，從而大大提高了專業建設的硬件水平。如今評選的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也全部是國家示范（骨干）校，可以說是硬件建設基礎雄厚。如果忽視這一前提條件，繼續過分投入到硬件建設，忽視師資、課程體系、教學資源、校園文化等軟件建設，難免會使高水平高職院校內涵式發展不足。因此，高水平高職院校的建設重心仍然值得深入探討。
自2019年初，國家先后發放了職教20條“高職百萬擴招”“雙高計劃”“培育產教融合型企業”“深化‘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等多個職教政策“大禮包”，以此引領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從歷史維度的職業教育政策來看，在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和高職院校生命周期的不同時段，政策具有明顯的差別。不同歷史時期的高職院校面臨著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以及不同類型的社會需求，國家、社會及受教育者給高職院校施加的壓力與推力也各不相同。在當前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已經確立的時代下，在高職百萬擴招的變革背景下，在建設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和專業的驅動下，把握時代脈搏，緊扣現實發展需要是高職院校轉型、改革與發展的著力點和生命力之所在。然而，在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的申報書中可以發現“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鄉村振興”“互聯網+”等國家發展重大決策以及“大思政”“1+X”“百萬擴招”等職教改革是經常出現的高頻詞匯，但如何落實各項改革，如何服務各項戰略往往只是片文只字，尚未形成條理清晰的實踐策略。因此，高水平高職院校要積極探索，盡快做出響應，充分發揮實踐辦學智慧，推動“自下而上”的轉型與變革，從而繼續保持領跑地位。
“雙高計劃”被譽為職教界的“雙一流”，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一所高職院校未來一段時期的國內地位和影響，同時也會成為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對外交往的名片。面對區域之間、類型之間、規模之間的不平衡性，已有辦學基礎的差異性以及實際辦學的特色性，需要利益相關者重新審視“雙高計劃”評選的宗旨、意義與功用。已獲評的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要理性地明確辦學定位，緊跟國家政策的同時積極探索，以解決真問題著手，注重“軟件建設”，持續發揮領跑帶動作用，引領我國高職院校“自下而上”地轉型與改革，全面提升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質量，打造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
（柯婧秋，王亞南.高水平高職院校的特征及建設路向——基于56所高水平高職院校申報書的文本分析[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0（10）：25-34.）
